世袭的武官们把持着基层的军职，而又和京师里面的勋贵们有来有往，互相勾结。

不要说是什么流官，就是皇上，对于这伙既得利益者，也得礼让三分。

而深居紫禁城的皇帝也乐于依靠文武之争，实现制衡。

这种状况，到了明英宗的时候，因为土木堡之变，可算是彻彻底底地改变了。

土木堡之变，一口气扫掉了明朝武装的精华：京营。

连带着报销了十几个公侯伯，数不清的指挥使，千百户。

也先太师对历史的最大改变，并不是俘虏了朱祁镇，而是直接打垮了明朝武人集团的脊梁骨。

随后的于谦保卫北京城，那就更一步加剧了武官地位的崩溃。

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七月，发生的土木之变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：

其一，一批重要的公侯都督官，在土木之变中阵亡。英宗被俘，随行的太师英国公张辅、泰宁侯陈瀛、驸马都尉井源、平乡伯陈怀、襄城伯李珍、遂安伯陈埙、修武伯沈荣、左都督梁成、都督同知王贵等人均阵亡。十月，也先进攻北京，后军右都督武兴与也先军战于彰义门，中流矢死。

这批重要军职人员的损失，对当时及之后的政治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。首先，土木之变后，由于重要武臣的丧生，使得五军都督府无法成为承担京师防御战的领导者，从而直接导致以于谦为主的兵部变成主导，进而为之后的五军都督府、兵部的军权发展产生影响。其次，这些武臣的阵亡，加快了永乐之后军事贵族集团的衰落。

其二，以于谦为代表的兵部，地位迅速上升。总督军务、掌握兵戎、总兵之权，实际上都是之前五军都督府所掌握的军队的管理权和指挥权，现在均由于谦一人掌握。且在此之后于谦与石亨共同主导京营军队的改制，将五军、神机、三千等营，抽调精军十五万，分十营团操，称“团营”，与先前京营的管理上只设置宦官、武臣进行掌管有所不同，在团营的管理上，增设兵部尚书或都御使提督营务。由于高度集中的军事权力，于谦在军队中威望甚重，“平日军务悉凭节制，自总兵而下莫不箱口结舌以依从，俛首帖耳以听服”。

到了崇祯年间，都司卫所任命官员连呈送五军都督府的步骤都直接省去，这使五军都督府彻底丧失了武将官员的选拔任命权。军队操练和军情声息之事，五军都督府也是无权干预的。因为操练军队、军情声息由各地的巡抚、总兵以及他们的下级将领负责。他们与五军都督府没有上下级关系，不需要向五军都督府报告，而直接向他们的上级总督或朝廷报告情况。

没了权力，就没了地位，这实在是自然不过。

至于后来正德皇帝，看见谁顺眼就赏一个指挥使，搞得官帽子超发；反而是不怎么重要的因素了。

当然，就算这样，敢于挺直了腰杆子和文官们谈笑风生的，也不是没有；毛文龙就是一个。

可惜的是，毛大帅，这个时候已经凉了很久了。

去年八月，他刚刚让袁崇焕砍了脑袋。

至于下一批敢于和文官叫板的大帅，这个时候还没有成长起来。

郑成功的老爸，郑芝龙，这个时候还在海上当海盗。

左良玉还在跟着侯方域的爹侯恂当关系不是很正常的亲兵。

刘泽清，前几天刚见了，这会儿还跟在杨肇基屁股后面，大帅长，大帅短。

左良玉和刘泽清，纯粹就是趁乱做大，真正算是别开生面的是郑芝龙，人家郑大帅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；绝对不是那两位能比的。

所以哪怕是郑芝龙被我大清砍了头，郑成功和他的儿孙，仍然能够和清廷斗上几十年。

而左良玉和刘泽清，则只能是烟消云散。

当然，左良玉还不如刘泽清，刘泽清的余部，至少还在榆园坚持抗清十年之久。

毕竟刘泽清还是在山东干耕耘了一番的，而左良玉在最后已经是形同流寇了。

“在明末乱世，权钱兵，一样不能少，一定要有自己的根据地。”

王从义和杨肇基还在那里聊着，似乎是在商量出兵的事情。

神游方外的柳保泰并没有太在意，但是却听见王从义道

“这一仗，如果打成了，斩首千级，收复百姓万口；功劳之大，三十年来所罕有！”

柳保泰，脑袋里面，灵光一闪，终于是明白了何处不对了。

“鞑子，哪有这么好打的，阿敏万一没有出关呢？！”

刚想要张口，看了看眼前的形式，柳保泰心说“这会儿说，恐怕对部院的面子有所妨碍，等过会儿亲自跟大人说明白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