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年，马家的大女儿也高中毕了业，她差3分没能考入大学，十分遗憾。其实她算很努力了，但家中忙生意，她作为长女毕竟要多做些家务事。比如洗弟弟们的衣服，偶尔放学后要做饭等。自从叶秀枝离开马家了，锁碎的家务事就多少匀了一些到她头上。

当然，她所在的高中学校整体教学水平也不算好，她读的只是一个普通高中的快班，班上往年能够考入大学的也有二、三名，而马书香的成绩算不错的，常年混在班上的前三名，不想这次高考她没发挥好，仍旧就落了榜。

马知元原以为书香成绩不错，能考进大学的，待分数公布了他才火急火燎地找关系。有的说要花费几千上万甚至更多，走企业委培生的路子，更多的是说没办法呀，这事帮不了，考大学，一分压死人，全国差3分不被录取的怕有几十、上百万人吧，录不了也是没办法啊。

说到钱，马家已是万元户了，但要将全家数年的积蓄全花在一个女儿读大学上，马知元下不了这个决心。问刘家翠的意见，她虽说吃过没文化的苦，却对一个几年后的出嫁之女要花一大笔钱去读书也不太赞成，总觉得女孩子培养得再好，仍是人家的媳妇，划不来，就说：“花钱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只怕钱花了，请了客、送了礼，事办不成咋办?人托人办的事，难道还跟别人讨要去？”马知元听她说的也对，也就不敢花钱去跑。

马知元夫妇哪里知道他俩晚年的幸福指数高低，与女儿用心照顾戚戚相关呢？多年后，女儿比两个儿子照料他们的日常起居更多一些，也更细心得多。

除了马知元对花钱找关系让女儿读大学态度上不坚决的原因之外，大学委培生要调动的社会关系也不是马知元一时半会儿能弄得来的。它既包括大学的关系，直接办事部门是大学招生办和毕业办，也包括与大学有人才合作培养关系的大型国有企业，这事操作起来有难度。马知元试着给自家单位管人事的领导送礼探了口风，对方拒绝了，说，“长航”是交通部属的企业集团，大、中专生毕业分配是干部编制，上头每年是有计划的，我们下级企业只是执行单位，委培大学生的事是上级单位管的，我们跟上级部门只能提提建议，却不能作决策。何况现在提建议也晚了，这事照理是高三报考前就要办好手续的，现在已开始录取了，隔了大半年，真帮不了你呀老马。

一方面怕花钱，这一两万存款是马家三代人几年的血汗，来之不易，又一方面是零时抱佛脚求人，即便是公认有活动能力的马知元在这事上也无能为力。何况，他一个异地来汉的小船员刚来武汉立家，并没有太多社会资源背景，在大学或者教育圈缺乏广泛的人脉。

马知元又考虑是否送书香到老家的城关一中复读一年，按城关一中的教学水平，马书香本就差不了几分，复读一年考大学应该没问题的，甚至可以考好大学。

问马书香，却不愿意，认为孤身一人回去老家的城关一中，要再吃一年高三的苦，难受。而且听说城关一中压力太大，复习资料和做的试卷有一人高，她越想越怕。

马知元对送书香去城关一中并非十拿九稳，也是需要托人找关系，听书香自己不乐意，也就随她。当时想，不管她是否大学毕业，终归是找个工作就行，却不知这是两条不同的人生路径。

马家老二书乐在学习上同样算不上优秀，根据他的成绩，初中毕业报考了一所中专学校。正常学习的话，三年中专毕业后应该会分配工作，进入某局管辖的某个工厂，端上铁饭碗。那年头，中专毕业生的人事编制也算干部，也能混个技术员什么的，算是专业人才。

不能怪马家当时对孩子的教育不重视，他家四个长辈都做生意忙着，一般不让孩子帮忙，就是怕耽误他们学习。但马家那时一是要做生意，先顾生存；二是那时的社会氛围对知识重视程度也不够。

改革开放之前，十多年宣传的是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，除了关牛棚的臭老九，新中国成长的张志新、林昭都是典型的文化人，却受到极左派分子的严酷迫害。对党忠诚的张志新、林昭质疑“文革”，不盲从错误决策，导致她们受到非人对待，张志新被枪杀前为怕她喊口号，竟然先割断她的喉咙；而林昭被枪毙后，甚至有国家人员上门向其母索要5分钱钟的子弹费。这种左的流毒，至今没有肃清和反思。

而改革开放后的前若干年后，全民一致向钱看，一大社会现象是撑死胆大的、饿死胆小的，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，敢拼命闯的、有社会关系的都发了大财，导致读书无用论在当时民间有一定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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